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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程红兵的“位移”看批判精神的失落

2005年2月12日 来源:网友提供 作者:未知 字体:[ ]
从程红兵的“位移”看批判精神的失落


程红兵这个名字,早在1991年就为我所熟知。他是第一个对魏书生的“科学化管理”提出质疑的语文教师。那时,我也正对魏书生的某些做法产生怀疑,但当我读到他的《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——与魏书生同志商榷》这篇宏文,顿有自愧不如之感。随着他的成就日渐辉煌,我对他的饮佩也与日俱增。
后来,我一直关注他发表的文章。虽然其理论修养愈加深厚,但似乎已看不到太多的批判锋芒。显然,他已把注意力投放于建设,并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但建设就意味着与批判作别吗(这使我想起另一位名师李镇西的专著《从批判走向建设》)?语文教育乃至中国教育已不再需要批判了吗?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可为什么我们再也读不到他那曾让人感到痛快淋漓的文章了呢?我一直未能解开这个谜团。在今年年初《教师之友》杂志推出了一组反思魏书生、于漪、钱梦龙三位名师的专题文章后,我也未能听到这位最早挑战名师的勇士发出的声音。不过,最近我总算找到了部分答案,也终于看到了他对反思“那一代”名师所持的态度。
《中国教育报》2004年5月25日《现代校长》周刊刊发的对程红兵的专访中记录了他的一段谈话:“我不赞成你刚才提到的最近某杂志的那三篇文章,我认为他们有炒作的成分,三篇文章就像集束炸弹,不是自然产生的,而是组织产生的,实话说,他们有些地方说得有点‘损’。”我真有些不敢相信,这样的观点会出自程红兵之口。当然,程红兵有对那三篇文章“不赞成”的权力,但其不赞成的理由却实在站不住脚。作为语文教师,应该懂得“有炒作的成分”并不等同于“炒作”(姑且不论“有炒作的成分”这个说法是否武断)。在现代社会,许多宣传活动(商业的或非商业的)都或多或少带有“炒作的成分”。只要是正当的行为,便无可非议。就拿教育界来说,某些地方举办研讨会、观摩会,不但邀请名师作报告、上示范课(程红兵自然经常受到邀请),而且既登广告,又发通知(大都收取不菲的会务费),这不是带有“炒作的成分”吗?程红兵老师为何不表示“不赞成”呢?窃以为问题不在有无“炒作的成分”,而在被“炒作”的对象是否货真价实。就那三篇文章而言,要看其是否言之有理,而不能以有无“炒作的成分”作为评价的标准。程红兵表示“不赞成”的另一个理由是:“三篇文章就像集束炸弹,不是自然产生的,而是组织产生的”。这同样不能作为对那三篇文章作评判的依据。文章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内容而不取决于产生的形式,“自然产生的”批判文章并不一定优于“组织产生的”批判文章。一般来说,“集束炸弹”的威力更加强大,因此,很多刊物开展专题讨论往往以“集束炸弹”的方式推出,如发轫于《北京文学》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就是三篇文章同时出击的。程红兵本人也应约写过专题性文章,这种非“自然产生的”文章是否也是劣质产品呢?至于程红兵认为那三篇文章“有些地方说得有点‘损’”,也许是针对某些偏激的言辞而言的,这不由使人想起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有人也是这样抓住某些过头话(如“误尽苍生”、“祸国殃民”等)对来自圈外的批判予以否定。笔者以为,开展批判应该注意把握分寸,但毫无偏差是很难做到的,不能因为“说得有点‘损’”便以偏概全地对那三篇文章下结论。
总之,读到程红兵的这番话,我产生了太多的困惑。已成一校之长的程红兵似乎不再是10多年前我眼中的程红兵。当然,现在的程红兵已是蜚声教坛的名师,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建设者,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:“可能我发生了一些‘位移’,就是说原来是‘批判现实主义者’,现在是‘建设现实主义者’。”这种“位移”,表明他已经渐渐疏远乃至放弃了批判。因为在程红兵看来,“批判固然痛快,建设更有意义”(这似乎已是很多人的共识)。也就是说批判和建设不在同一个层次,前者属于低级阶段,后者属于高级阶段。对于像他这样的名师来说,批判已是过去时,建设才是现在时。自然他不再把批判看得那么重要了(尽管他声称要“做一个批判者和建设者合二为一的角色”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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